酒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最早便有猿猴造酒、皇帝酿酒的美妙传说。可以说，人类有着多少年的历史，便有着多少年的酒史，它横向构成了中国主文化的脉络。
饮酒之风并非某个王朝特有的产物，但是整个时代耽湎于酒、沉溺于酒的现象却只出现于魏晋。正始竹林名士后，酒几乎成为了整个士族阶层的代名词，占据他们生活的全部，重构了社会面貌，成为魏晋风度的要素之一，且“风誉扇于海内”。那么这一特殊的时代风貌为何产生呢？
动荡与黑暗，自由与逃离
1.第二次动荡分裂。
自公元年曹丕称帝至公元年杨坚建隋，历史正式迈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大地长期处于风雨飘摇、动乱频仍的状态。司马篡位、五胡乱华、永嘉南渡、南北分裂，这一时期的政治动荡黑暗，统治腐朽萎靡。
正统的儒学地位受到剧烈冲击，传统的礼教名不副实，现实的痛苦和理想的美好撕裂拉扯，时人将目光转向以《老子》、《庄子》、《易经》为思想基础构建的玄学之上。他们不敢谈论政治、他们痛恨现实的残酷、追求个人精神的解脱，久而久之，他们转向高谈论玄、饮酒诗歌的放纵。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指出：在中国文学上，饮酒以至于纵酒，更大倾向地表示着对现有秩序地反抗不满，越剧烈动荡的时代，对于酒的需求便越高。酒中乐，使农事受损，使人陶然忘机，于是便格外受到叛离体制者的青睐。
2.生命短暂、及时行乐思想的盛行。
建安以来的诗歌多以此思想为创作核心，典型代表以曹操所作“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由此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他的下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几乎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传统的儒家思想是教人克制守礼的，而当儒学退下统治思想的神坛后，自由的风气弥漫整个社会。求民治国、齐家平天下已成为过去，不再在社会上占据主要地位。现实的黑暗动荡裹挟着时人，对未来的不确切性、死亡的恐惧，促进了他们对于生命当下的享受，从而促生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思想。
《世说新语》中记载着两个故事：任吏部郎的毕茂世曾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这位吏部郎任期间便多次以酒误事。如此一位朝廷官员说出一只手拿着螃蟹，另一只手端着酒杯，这一生便值得了，官员尚且如此，由此可见当时社会行乐思潮的盛行。
另外一则故事是：鸿胪卿孔群曾对亲友说：“今年收成不好，田地里只得到了七百斛米，连给我作酒曲酿酒都尚且不够！”（原文：“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曲蘖事。”）。
古代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生产力底下的社会生产资料占比便格外高，可在涉及民生之大的粮食时，一位官员首要想的是用其来造酿酒曲，至于下个季度吃什么则完全抛之脑后。
大名士陶渊明也是如此。在他最后一任彭泽县令的时候，“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他的土地分配中，一顷五十亩用来种酿酒的秫，仅仅用五十亩来种粮食。他对于酒的迷恋已经超过了生存的需求，完全顾不得衣食住行了。
3.玄学和酒的结合。
庄子云：“醉者坠车，虽疾不死”，这便将醉酒者的状态等同于“自然”的状态。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在现实苦痛中振臂高呼“越名教而任自然”，逃脱礼教，追寻自由，而酒精所具有的麻痹作用，不仅吻合于老庄思想，更给了他们一个混沌不醒，逃离现实的途径。
竹林七贤中，对酒的嗜爱首推刘伶。《晋书》记载：“伶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这便是刘伶所说的“无私无欲，其乐滔滔，兀然而醉，慌尔而醒”的思想。借于酒，飘飘然仿佛从一个世界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而那是一个相对超脱的理想世界，飘渺又愉悦。
刘伶“唯酒是务”是这个时代的共性，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也是“以放达为任”，晋书记载其“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见到守礼的人，还要对其翻个白眼。《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阮籍对酒的沉迷则更偏向于用其作为对传统礼教的反抗轻视，是为反司马政权的途径，渴望挣脱社会施加在个体身上的束缚。
他当然摆脱不了这个时代的局限性，细究这些放浪形骸的背后，都是无可奈何、无处发泄的苦闷，他常一人驾车，漫无目的，走到道路尽头便痛哭而返。这种现实的愤懑和无奈则进一步加剧了对酒的依赖。史载“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是为化其郁结，借酒消愁。
4.对逍遥境界的追求。
名士王忱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三天不喝酒，便再难进入“形神相亲”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便是魏晋时人所渴求的自然逍遥状态。
为了讲清楚或者论证那种现实可行的逍遥感，魏晋时人以饮酒后的大醉状态来表示。《世说新语》中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
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诸君何为入我裈中！”（注：这里的“裈衣”即为“内衣”之意。）
刘伶这种张扬自然、不羁放达的行为便是向众人表述，借助酒这一外物进入逍遥之界的感觉和形象。酒使人酩酊大醉，醉后的精神世界难以共享，可表现的行为却是实实在在的。而观魏晋史书，表述名士醉后荒诞行为的史实，不胜枚举。
名士王蕴曾言：“酒正使人人自远”，酒使得人和世界疏离，从而为达到另一种境界提供媒介。名士王荟也言：“酒正自引人着胜地”。，此“胜地”即为超脱于日常现实生活中的宝地，也就是魏晋名士们梦寐以求的逍遥之境。
东晋桓温一直难以理解，有一次他问孟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酒到底有什么好的呢？能让你们这种人沉迷于此。
孟嘉笑道：“明公未得酒中趣尔。”我一听就知道，你根本没有得到酒中的趣味。最后，孟嘉的回答是：“渐进自然”。喝酒能使他接近自然、有自然之趣，从而到达逍遥境，这便是老庄玄学中所追求的至高无上境界。
狂放饮酒的社会时尚
1.魏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已取得了相当规模的发展，粮食产量增高，酿酒技术也有所进步，因此才可以支撑得起相当规模的造酒行业，这就为社会上狂放饮酒的风气提供了可能。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一书中关于酒的记载便不少，涉及八例制曲法，四十余例酿酒法，所载的酒种也已达到二十余种。
“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黍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一斗米便可出一斗酒，由此可见当时酿酒技艺的高超。
2.名士“嗜酒如命”的阶层带动。
魏晋时期是一个门阀士族占高度统治地位的时期，日本学者将其称为“六朝贵族”时期。这一期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政治垄断、“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的士庶天隔，名士的一举一动往往会带动整个社会的风气。士人个个“有名不如饮酒”，很快便引领了新的社会潮流。
士人们一方面笃信玄学，一方面努力实践，让这种理论思想找到现实的温床，而最好的实践方法便是效仿竹林七贤，饮酒就成了效仿魏晋风度的最佳途径。
正始之后的元康时代，饮酒之风更为荒诞。继七贤后出现了“八达”，如果说七贤的饮酒还充斥着对现实的逃避、对精神自由的追求，那么八达就单纯地是为醉而醉了。这八位都是所谓的“贵族子弟”“门阀士人”，《晋书》载其“散发裸裎，闭室酣饮累日”，他们不视政事，终日以酒为乐，自然上行下效，模仿者众。
东晋孝武帝晚期，曾出现“扫把星”（彗星）。这在封建迷信的古代是治乱之相，代表灾祸，不吉之兆，是为妖星。武帝正在喝酒，抬头看见星象，已有微醺，却举杯向着天空庆祝，嗟叹曰：“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世说新语·雅量》）而当一个封建社会最至高无上的皇权也要借助酒力超脱现实，你就该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社会上酒的影响力该有多大了。
结束语
三国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历史上最黑暗、最混乱、最动荡的年代，却同时也是精神上最璀璨、最自由、最玄妙的时代。现实的痛苦、精神的自由，这一对矛盾的激烈碰撞横贯着南北朝的始终。
其中玄学和士族的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即高谈论玄、饮酒诗歌的放纵。这一时期，饮酒成了士人摆脱痛苦、逃避现实的佳药，并进而演化成非酒不可、狂放醉酒的社会时尚。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触碰逍遥境，构成了中华历史长河里瑰奇绚烂的一页。
参考文献：
《魏晋玄学与魏晋南北朝饮酒诗关系研究。》
《解读魏晋名士饮酒。》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