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音乐治疗，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它产生于美国，其定义和结论也都是依据美国为源头。音乐治疗听起来像是一个舶来品，但从中国现存的古籍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音乐治疗的身影。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学家欧阳修，就曾在庆历七年（年）为其好友杨寘写过一篇《送杨寘序》。赠序中就描写了欧阳修早年因仕途不顺而心情抑郁致疾，后来通过学琴得以治愈。
于是，他建议同样坎坷、抑郁的好友杨寘学习古琴，并告诉他学琴和弹琴的方法，道出“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的心得。琴可治疾，故而临别说琴、赠琴。
整个赠序，欧阳修近乎用了一半的辞藻来形容琴声，“崩崖裂石”、“高山出泉”、“风雨夜至”……从中即可看出欧阳修对音乐疗愈的推崇。我想，如果他有机会穿越回现代，想必也一定会选择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治疗师。
当然，将“音乐治疗”载于史料文献的不止文学家，还有一些真正的『医者』。比如辽代契丹名医耶鲁敌律、金元名医张子和、明代名医陈光远、明代著名儿科医学家万全等。
在耶鲁敌律所著的《辽史·耶鲁敌律传》中，就对当时宰相夫人（枢密使妻）的顽疾做过音乐治疗的详细描述：“其妻心有蓄热，非药石能及，当以‘意疗’。因其聩，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则可。于是令大击征鼓于前、翌日果狂，叫呼怒骂，力极而止，遂愈。”
同样，陈光远在《苏州府志》中也描述过类似的打击乐即兴表演治疗法。儿科医学家万全，在其所著的《幼科发挥》里还记载了5个小孩的音乐治疗病案。元代名医朱震亨甚至直接指出：“乐者，亦为药也。”
“楽”、“薬”，单从两者的繁体字型来看，的确可以看出“以乐为药”的理念从一开始就镶嵌到了我们的文化里，似乎古代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音乐、心理和医学之间的联系。
作为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就提及了“五音疗疾”的概念和“治未病”的音乐心理治疗思想。音乐不仅可以疗愈疾病，还可以愉悦心情、预防疾病。这与二战时期，医学家发现音乐的疗愈作用有着共通之处。
而在更早期的图腾崇拜活动中，巫师在与患者的沟通过程中，运用同质的音乐在患者同质精神状态下实施治疗，从心理上与患者产生共情，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自己神圣的形象，使用音乐移情手段，转移患者的精神痛苦，并引导患者通过舞动肢体、敲击鼓、咏唱等形式，宣泄释放负情绪，摆脱低落、消极状态，恢复正常。这种形式，与现代音乐心理治疗中的同质原理有类似之处。
但在浓厚的迷信色彩包裹下，音乐治疗缺少佐证。因此，在之后的中医体系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学科，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探索和应用。
回到现代，虽然音乐治疗的概念引自国外，但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下长大，对民乐可能更有感触，聆听率或许会更高一些。如果利用得好，治疗效果说不定也会更好。
（治疗师张文瑄）比如中国的锣。娴熟演奏时，它就成了一种强大的治疗工具，发出的声音可以和西藏颂钵相媲美，常被用于瑜伽、冥想和其他练习。
锣声05:00来自凡音健康当然，经过专业的技巧训练后，二胡、古筝、箫、琵琶等中国传统乐器都可以运用到音乐治疗中。各民族的民歌、戏曲等也都有很大的开掘空间，可以与音乐治疗中的音乐心理剧、即兴演奏治疗等结合起来。
作为世界上音乐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有着几千年的音乐人文积淀，也很早就发现音乐对于人的身心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但把音乐治疗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却只有几十年。
在治疗理论和技术方法上，还有待向西方音乐治疗借鉴和学习，但仍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