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革命歌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的产物，以歌唱革命斗争、革命领袖、民族团结、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大好河山为主要内容。其既包括宣传革命的音乐作品，也包括人们从革命实践中收获的音乐果实，蕴含着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革命精神。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革命歌曲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重温旧日经典歌曲，而且对于我们在未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红色”精神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红色革命歌曲从一开始就是在革命需求下应运而生的音乐作品，它的历史发展轨迹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变迁、革命与政治、党和国家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百年来红色革命歌曲的发展历程与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路径大体一致，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为每一个时代的革命与建设服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红色革命歌曲的诞生｜
冼星海
中国红色革命歌曲的孕育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密不可分。从民歌、小调的旧调新词中新生的工人运动歌曲，是中国红色革命歌曲的雏形。年5月1日长辛店工人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和游行活动，工人们高唱《五一纪念歌》，这是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歌曲，歌词中明确提出“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唯互助”的革命目标。早期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歌曲，由于尚缺乏专业音乐家参与，绝大多数是以当时学堂乐歌或者各地群众所熟悉的民歌小调曲调填词而成，如《农兵联合起来》《醒国魂》等歌曲，歌词多以团结力量，表达革命目标为内容。
此时，独立创作的革命歌曲开始出现，瞿秋白是中国红色革命歌曲最早的创作者之一。年，他以笔名“秋叶”发表了歌颂劳动、反对帝国主义的《赤潮曲》。随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些国外革命歌曲陆续引入国内，年在国内发表，并加上中文译配的《国际歌》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地时期，山歌曲调和丰富的歌词创作为红色革命歌曲注入了更多活力。在根据地，利用红色革命歌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革命领导人、革命纪律、革命目标仍然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结合农村的社会文化环境，山歌的曲调也被吸收到红色革命歌曲的作品当中。不但工人运动时期的《国际歌》和《工农兵联合起来》被继续传唱，根据地的红军战士还自编不少山歌，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喜爱，比如《朱德来会毛泽东》。
这一时期，利用人民群众喜爱的曲调来宣传红军革命的工作方法进一步完善，革命歌曲的内容更丰富，革命工作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新创作的歌词被重新填入山歌、民歌、小调和国外革命歌曲曲调中，以此向人民群众传播党的方针政策、红军作战事迹、军事斗争等各方面情况。除了宣扬红军纪律严明的《红军纪律歌》之外，还有记录红军革命斗争胜利果实的《八月桂花遍地开》，赞扬红军坚毅诚实品质的《送郎当红军》等。
｜红色革命歌曲创作的成熟｜
经过革命的不断洗礼，在抗日救亡和人民解放战争中，红色革命歌曲的创作逐步走向成熟。“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中国后，挽救民族危亡，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侵略的抗争精神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年，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一批拥有进步革命思想的人士，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一文艺团体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学艺术领域创作和宣传的力量。进步的左翼知识分子们忧心于当时弥漫在中国城市中的“靡靡之音”，身处“明月歌剧社”的聂耳对黎锦晖的音乐艺术提出了批评，认为之前十几年来中国歌舞艺术的成绩仅限于：“香艳肉感，热情流露”。年，聂耳音乐创作的革命理念逐渐丰满，从年认为音乐需要“真刀真枪的硬功夫”那种抽象的意识，进一步具体为音乐要“代替大众在呐喊”。他认识到音乐在表现革命的同时，也要保持高度艺术水准，新时代的音乐家们要为革命音乐注入生命。在这样一种不断探索革命音乐内涵的努力之下，聂耳在弥漫着“靡靡之音”的城市中捕捉到了唤醒伟大民族觉醒的旋律，他与田汉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前进歌》等重要的红色革命歌曲，在雄壮激昂的旋律和坚韧不屈的歌词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抗战的时局，呼吁人们爱国、奋进，要有勇于担当的气魄和意志。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聂耳是第一位通过音乐创作准确表现人民群众苦难，灵活运用中国民乐表现方法，结合外国革命音乐曲调模式，从革命昂扬、不屈、果敢坚毅的革命需求整体去创作革命音乐的音乐家。
冼星海指挥演练《黄河大合唱》
在抗日救亡的氛围涌现出一批音乐家，专门创作反映抗日斗争，团结一致，英勇抗敌的革命歌曲。他们意识到时代和国家需要气势雄壮、优雅动人的旋律，去激发解放人民大众，保家卫国勇气和决心。中国的红色革命音乐从老瓶装新酒的歌词创作阶段走上了真正的词曲整体创作道路。这些新创作的作品既有威武雄壮的进行曲，也有宛转悠扬的抒情歌曲，如冼星海的《战歌》《青年进行曲》《黄河大合唱》，贺绿汀的《游击队歌》《上战场》《保家乡》《春天里》《四季歌》，任光的《渔光曲》《采莲歌》，吕骥的《武装保卫山西》《毕业上前线》和向隅的《反投降进行曲》等等。
到了四十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不断丰富，人民音乐工作者对于音乐创作理论的认识进一步推进。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后，将音乐与人民群众实际生活、革命斗争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音乐创作者们的普遍共识，具体表现为革命歌曲的创作体裁、内容更加丰富，贴近革命斗争和群众生活，革命歌曲的形式得到了扩展。如抒发革命理想，表达革命决心和乐观精神的《民主建国进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以民歌为基调，贴近革命斗争生活的抒情歌曲《南泥湾》《歌唱二小放牛郎》。在歌曲的表现形式上除了独唱歌曲，还创作了《凤凰涅磐》《淮海战役组歌》等影响很大的大合唱曲目。在音乐类型上，还进一步拓展了深受群众欢迎的秧歌作品创作，如《兄妹开荒》在曲调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歌词内容又具有革命时代的特点。另外，歌剧作为一种西方的音乐体裁也被成功地用以表现群众的革命斗争生活，歌剧《白毛女》中《北风吹》《太阳出来了》等唱段不但表现了极高的艺术创作水平，也在时光的洗礼中成为了经典的红色歌曲唱段。
｜红色革命音乐在新中国的发展｜
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歌曲的创作迎来了新的高峰。红色革命歌曲仍是这一时期音乐创作的主体，是国家大力提倡的音乐体裁。
新中国成立初的前十七年是中国革命歌曲创作大丰收时期，在革命歌曲的内容上，由歌唱革命斗争、革命生活，团结力量进行斗争的内容向欢呼胜利，歌颂祖国，歌唱丰富多彩的新生活、歌唱社会主义建设，抒发民族、职业自豪感，团结一致建设祖国等方面转变，从各个层面抒发对新国家、新生活的热爱之情。在音乐旋律上，继承了聂耳、冼星海一代音乐前辈创造的革命歌曲曲调传统，以通俗流畅，朗朗上口的进行曲为革命歌曲的大基调，同时不断吸收民歌、山歌、小调中的民族音乐养分，塑造出民族特征鲜明的革命抒情歌曲。尽管“前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工作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红色革命歌曲的创作却为各种历史事件留下了鲜活的精神印记，见证了新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脚步。五十年代初期的革命歌曲以赞美祖国、歌颂社会主义精神为主，也糅合少数民族音乐曲调与汉族、西方民歌曲调元素的创新之作，如《歌唱祖国》《我是一个兵》《叫我怎能不歌唱》《社会主义好》《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年进入“大跃进”运动后，歌曲创作进入了一个小低潮，尽管如此，还是有《草原之夜》《社员都是向阳花》这样的优秀作品出现。进入六十年代后，周恩来总理多次讲话要求“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文艺创作氛围再次活跃起来，以表现人民面对困难团结一致、坚韧不拔精神为核心内容的革命歌曲大量涌现，如《我们走在大路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南京路上好八连》《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同时，在不同的音乐体裁中对革命歌曲的创作探索亦有新的收获，如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还有电影插曲《刘三姐》《英雄儿女》《上甘岭》《李双双》都是革命歌曲的优秀作品。
这一时期，革命歌曲的创作无论是内容和曲调上都有新的丰富和发展创造，在数量上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歌曲的具体内容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对打败侵略者，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欢喜和自豪，斗志昂扬地建设新社会的实际生活状况紧密相连，旋律整体较之以往更加舒展轻快，表现出在新生活中的幸福和安定。
进入“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艰难的探索时期，音乐创作也同样如此。尽管如此，被称为“样板戏”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曲目还是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功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新时期红色革命歌曲的传唱与传承｜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家建设的重心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音乐创作更加多元，风格多样，流派纷呈。由于社会建设和生活重心的变化，虽然新创作的红色革命歌曲不多，但以往创作的红色革命歌曲逐渐成为经典，不断被人们所传唱。在许多纪念革命历史事件的重要活动中，高唱革命歌曲已经成为仪式内容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朗朗上口的红色革命歌曲经常被人们不经意地吟唱。红色革命歌曲在当代的引吭高歌，或是低吟浅唱，都是对“红色”精神的延续和继承。
今天我们的生活已经远离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而砥砺奋斗、昂扬向前的“红色”革命精神，以及革命先烈和祖国前辈建设者们为国献身的事迹仍然鲜活地存在于红色革命歌曲中，被广为传唱。同时，歌唱祖国大好河山，抒发爱国情怀，歌颂改革、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作品，在继承红色革命歌曲精神内涵的基础上不断涌现，如《我爱你，中国》《大海啊，故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小白杨》《党啊，亲爱的妈妈》《走进新时代》等等。这些改革开放以后创作的歌曲作品和红色革命歌曲被人们统称为“红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路走来，在革命先烈浴血奋战中，在人民群众奋发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所创作的红色革命歌曲已经成为中国新时代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红色革命歌曲的创作、传唱与传承发展，体现着红色文化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文化底色。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廖熹晨
编辑：王富聪孙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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