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以宋代为历史背景的《梦华录》精致唯美地再现了“宋风雅韵、诗意书香”，成为现象级热播剧。从《清平乐》《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鹤唳华亭》到《梦华录》，荧屏“宋风”盛行的背后，是观众对宋代生活美学的探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向往。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在宋代文人看来，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润物细无声，将日常生活升华为生活美学。而成都作为宋代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既有织锦、造纸、雕版印刷等产业支撑，更有茶马交易、十二月市，商业活力旺盛，市井烟火让人追求精致生活。历史上，宋代的成都生活美学，比火爆荧屏的《梦华录》更加精彩。
笙歌
百余宋词咏蜀乐
《梦华录》中，宋引章以一首《凉州》曲惊艳四座，名动京城，而她器乐独奏“独弹琵琶”，很可能是受到蜀地风气的影响，其横抱琵琶的手法也是唐代风格，《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有横抱琵琶弹奏乐曲的仕女形象。
在唐代，成都已是全国重要的音乐中心，涌现了许多古琴大师。五代十国，大量音乐人才入蜀避乱，蜀地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唐代音乐的原貌。前蜀皇帝王建更是一位“音乐发烧友”，他去世后，棺床四周雕刻有“二十四伎乐”图，音乐永相伴。随着宋灭后蜀，大量蜀地乐工从成都被送到了中原，对整个宋代的音乐影响巨大。有统计显示，宋代与成都相关的诗词创作超过了首，其中有首宋词直接提到了成都的音乐。“百首宋词咏蜀乐”，说明成都“音乐之都”的底蕴。
宋代成都的音乐氛围，给每个来成都的诗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在蜀中生活了8年的陆游，用“一城丝管”做出了精辟的总结——整座城池中都飘散着器乐之音。整座城市“笙歌”不断；诗人孙光宪感叹“乍占锦江春，永认笙歌地”；陆游云“富春巷陌花重重，千金沽酒酬春风。酬春风，笙歌园里，锦绣丛中”，具体指出成都富春巷优伶集居，是名气最大的“笙歌园”；范成大说“春风得意笙歌逐”；京镗云“笙歌丛里，旌旗光映林樾”；田况曰“又见笙歌入寺来”；张仲殊说得最直白：“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
《梦华录》剧中的花月宴，用歌舞形式还原了唐代名画《捣练图》场景。宋代音乐与唐代有所不同，由宫廷转向民间，市井音乐开始变成音乐的主流，成为“市井烟火气”的最好注脚。成都不仅城中“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郊外也歌舞连天，氛围甚至比城中还要浓。田况《寒食出城》云：“郊外融和景，浓于城市中。歌声留客醉，花意尽春红。”《钤辖厅东园记》则有这样的描述：成都“素号繁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绮毂昼容，弦索夜声。倡优歌舞，娥媌靡曼，裾联袂属。”以此可见当时成都的繁华以及歌舞管弦之盛。
焚香
六月香市精致生活
以宋朝为背景的电视剧，屋内摆设必有香熏炉，袅袅香烟处处可见，《梦华录》如此，《清平乐》《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鹤唳华亭》等都如此。黄庭坚说“天资喜文事，如我有香癖”，宋代文人对香有一种近乎痴迷的执着：读书时要焚香，“世事无端自纠纷，放翁隐几对炉熏”(陆游)；烹茶时焚香，“煮茗烧香了岁时，静中光景笑中嬉”(范成大)；抚琴时焚香，“约客有时同把酒，横琴无事自烧香”(陈必复)，消暑时要焚香，“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周邦彦)；闲居时要焚香，“酒醒梦回春尽日，闭门隐几坐烧香”(苏轼)。
宋代以前，熏香还是皇家贵族享受的专利，花蕊夫人《宫词》云：“青锦地衣红绣毯，尽铺龙脑郁金香。虽道君王不来宿，帐中长是炷衙香。”宋代造船业与航海技术发展，海上贸易空前繁荣，朝廷专设市舶司，香料进口量极大，熏香不再囿于宫墙朱门，流入寻常百姓家。由此还形成了香学研究，出现了《名香谱》《天香传》《洪氏香谱》等一批专著，标着中国香文化进入鼎盛时期。
宋代成都，六月为香市，专门交易香料、香品。此外，端午节时还有专门的香药集市。端午时，人们佩戴香囊，悬挂艾草，大慈寺也应景开设香药集市，售卖香料、香草，以及随身佩戴的香囊、沐浴用的艾草、加入酒里的雄黄等。香市上香的销售，不仅要满足老百姓的日常所需，还要供应给成都众多的寺庙。不仅香市繁荣，权贵皇室也流行制香。后蜀皇室就有“后蜀孟主衙香”“花蕊夫人衙香”等传世名香。这也深刻影响了宋代皇室，宋徽宗赵佶就钦定了宣和御前香的香方，亲自制香，赏赐近臣。
成都的香市还有一个特点，既“烧香供佛”又“借佛游玩”。成都游乐之风十分盛行，宋人进香拜佛之际，沿途商户不仅售卖熏香、香料，食物和其他商品也必不可少。香文化也从日常生活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正如黄庭坚在《香十德》中所描述的那样：“感格鬼神，清净心身。能除污秽，能觉睡眠。静中成友，尘里偷闲。多而不厌，寡而为足。久藏不朽，常用无障。”
挂画
“黄家富贵”影响宋代画风
眼尖的观众发现，《梦华录》堪称“名画录”，作为情节或者背景出现的名画都是今天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包括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以及《魁星踢斗图》《玉堂富贵图》《雪竹图》《秋山行旅图》《韩熙载夜宴图》等。茶馆酒肆市井之地为何挂有这么多古画？
宋代诗人陈师道《后山丛谈》记载：后蜀皇帝孟昶收藏有大量书画艺术品，宋太祖赵匡胤对亡国之君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将这些古画赐挂于京城汴梁(今开封)东门外的茶肆，让老百姓也能欣赏。茶肆酒肆商铺挂画，既可招揽生意，又营造休闲情趣，深得文人雅士的赞赏，宋代诗人文同就说“惟于试茶并看画”，苏轼则说“尝茶看画亦不恶”。在文人的推崇下，民间对挂画风潮也“人竞趋之”。随之出现了专门为高门大院提供挂画服务的“涉儿”(亦称“手作人”)，以及挂画机构“排办局”。据《梦华录》记载，这些人“专攻刀镊，出入宅院，趋奉郎君子弟，专为干当杂事，品茶挂画，说合交易。”
北宋绘画，深受后蜀影响，宋徽宗就是黄筌画派的代表画家。《梦华录》中出现徐熙所作的《玉堂富贵图》，也和成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徐熙是五代南唐的著名画家，与后蜀成都的宫廷画家黄筌属于同一时代。当时花鸟画分为两大流派，黄筌的画造型严谨，华丽生动，有“黄家富贵”的美誉。而徐熙开辟的水墨淡彩写意花鸟画风格则“重意不重形”，被称为“徐家野逸”。《玉堂富贵图》中的牡丹艳丽怒放，海棠花与玉兰更显洁白高雅，画的下方一只白头翁正引颈观望，姿态生动，却颇有几分“黄家”大富大贵的风采。有意思的是，黄筌的第三子黄居寀也画过一幅《玉堂富贵图》，画中玉兰盛放于枝上，白鹤傲立于树下，整幅画透着一股清新淡雅的风格，反倒有几分“徐家野逸”的景象。
挂画是为了赏画，由此催生文人雅集、香席茶饮等文艺社交活动。名人雅士聚集一堂，互相品鉴创作收藏，探讨文化艺术、人生哲学，这才是精致生活的精神内核。
点茶
成都创造多个世界第一
宋人品茶之风盛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以饮茶为时尚。《梦华录》剧中女主角赵盼儿开茶铺，是位点茶高手，故事开篇就展现了她行云流水的倒茶功夫，她的茶百戏更让人眼花缭乱。
宋人喝茶，并非像今天这样以散茶为主，冲泡后即饮。他们常用茶饼，喝茶时要先把茶饼碾成茶末，然后击拂点茶。点茶出现的泡沫凝聚，宋人以“乳饽”“沫饽”“英华”“乳花”“粟花”“琼乳”“雪花”“白花”“凝酥”等华丽意象的词语唤之，最后用茶膏在乳饽之上题字作画，犹如水之丹青。茶百戏将日常生活上升为观赏艺术，囊括禽兽虫鱼、花草诗词，包罗万象。斗茶是一项比拼点茶品质、点茶技术的娱乐活动，比谁的茶浮沫颜色更白更多更细腻，浮沫凝而不散称为“咬盏”，是宋人独有的雅趣之戏。技艺高超者能够在茶水表面创作出各种精美的图案，犹如今天的咖啡“拉花”。
成都作为茶的故乡，有着深厚的茶文化积淀。《华阳国志》记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丹、漆、茶、蜜……皆纳贡之。”早在多年前，巴蜀一带就已经以茶作为贡品了。秦汉年间的四川对茶叶的栽种已非常广泛成熟。据秦汉时代的《神农本草经》记载：益州(四川的古称)川谷山陵道旁皆为茶树，粗者需要两人合抱。宋代成都是全国最重要的茶产地，蜀州(今崇州)、邛州(今邛崃)、彭州、永康军(今都江堰)都大规模种植茶叶。其中，彭州茶为“饼茶”，茶饼形状小，以嫩芽制成者最佳；蜀州茶为“散茶”，茶叶形态各异；邛州茶有专门的“火番饼”，茶饼大而甘中带苦，是茶马古道上的主力商品，“茶马互市”为大宋换取马匹等重要战略资源。
成都不仅产茶，还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西汉时寓居成都的王褒，在《僮约》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明确的饮茶记载；成都还开了第一家茶馆；设置了第一个茶叶市场；写下了第一首茶词……宋代成都的茶艺位于全国前列。
宋代的茶，不仅是一道饮料，更代表一种精致生活。宋代文人雅士从饮茶中开创了“茶词”。这个创举，就来自于成都知府、大词人宋祁。《岁华纪丽谱》记载，宋祁品茗，让歌伎在奉茶时“唱新词”。这种风雅之事，迅速在文人中流行起来。苏轼《行香子·茶词》有详细描述：“绮席才终，欢意犹浓。……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歌伎持杯送茶，唱歌劝茶，“曲终奏雅”。所唱茶词，既有既定曲目，也有在场词人即兴创作的新曲目。(成都日报锦观记者吴亦铮)